研究成果：全球能源效率的演变与启示——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数据的sda分解与实证研究
作者：林伯强，吴微
发表期刊：《经济学》（季刊），2020,19(2): 21-37.
全球能源消费在最近几十年一直保持上升的趋势，这给环境保护和碳排放控制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降低能源强度，提升能源效率是抑制能源消费的重要手段。但长期来看，全球总体能源效率的提升速度却十分缓慢。该论文构建了全球能源投入产出模型，对全球能源强度的演变进行了分析。主要的研究发现为：第一，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和能源强度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但投资品和消费品结构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技术进步带来的能源效率提升。第二，结构变化主要体现为各国经济比重的变化。主要是能源强度相对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提升。第三，投资品和消费品的能源强度存在较大的差异。随着人均gdp的提升，各国的消费品和投资品的能源强度都会出现显著的下降。相比于投资品，消费品的能源强度更容易降低。但是，消费品能源强度的下降速度存在微弱的递减。
基于该论文的研究发现，可以为中国以及其它国家能源与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启示：
首先，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处于快速工业化的过程。投资率的上升是2000-2014年间中国能源消费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目前中国的投资率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未来如果投资率保持稳定，能源需求增长速度将较前期大幅降低。
其次，后发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追赶的起飞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会快于能源强度的下降速度，同时需要通过提升投资率来加快资本的积累，能源需求相应地会快速上升。但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且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大众消费阶段，投资率也会降低。这使得能源需求在达到某个拐点后会稳定或出现下降。相关的研究为能源消费的库兹涅兹曲线提供了实证支撑。
再次，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需求结构会发生变化，并对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产生抑制。能源强度的下降速度与经济的增长速度有着很强的相关性。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是后发国家加快实现资源集约型发展的重要途径。对刻意限制高耗能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制定需要更加谨慎。
此外，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需要以较高的资本积累速度为支撑，同时其发展阶段对应的能源强度也相对较高。全球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只要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这一趋势没有停止，全球能源消费仍然会保持较高的增速。由于现有的能源结构是以化石能源为主导，这也使全球碳排放控制目标将十分困难。因此，需要倡导在全球层面加快能源结构的清洁转型。
最后，发展中国家进行碳减排要承担较高的能源成本，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能源使用权（排放权）和发展权之间的权衡。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时，中国所承担的义务应该与自身发展阶段相适应。同时，如果要加强对全球碳排放的控制，人均累积碳排放较高的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提供支持。
作者简介：
林伯强，加利福尼亚大学（santa barbara）经济学博士，教育部2007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能源经济与能源政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能源经济领域国际顶级期刊energy economics主编。兼任国家能源委员会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价格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引领者委员会执委会委员等职务。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在国内经济学权威刊物和国际ssci和sci能源领域权威重点刊物发表超过400篇学术论文。
吴微，厦门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管理学院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助理教授，科技部十四五能源技术预测专家组成员，教育部科技委能源与交通学部《中国能源与交通领域战略研究报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中国能源发展报告》等研究报告撰写组成员。担任energy economics, energy policy, energy, energy and buildings等学术期刊匿名审稿人。目前已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季刊）、energy economics、energy policy等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多篇，其中1篇入选esi热点论文。
